當地一家購物中心寫著各種語言  

前一陣子和友人去了一趟長灘島度假，被譽為「世界最美海灘」的長灘島是菲律賓近年來強打的島嶼觀光重鎮，也的確，就如那些旅遊網站所說，長灘島不只白灘與藍色大海的水天一色很美，就連飯店也是尊榮享受，絕對是度假的好地方。但地理學訓練的腦袋，不免強迫著自己去審視長灘島，從長灘島想想台灣島。

若說有一種「四海一家」的想像，那麼在這作為南洋風情的度假勝地，顯得清晰可見。長灘島從飯店業到路邊兜售手機防水袋的菲律賓人都以最「國際化」的戲路在表演自身，外資大飯店相比於長灘島真實的居民生活，可說是完全斷裂的空間，無論是見到房客經過會微彎腰、用不像菲式英語的Good Morning打聲招呼的飯店人員，或者是主動幫忙在下大雨時撐傘送你回屋簷下的餐廳人員，都以一種架空於長灘島的友善方式來迎合國際化的想像，不難看得出微笑下是百分百的情緒展演，以及刻意維持的美式口音會意外破功等。除此之外，譬如在韓國人投資的飯店餐廳中，會有好幾個時段由廚師們跳上一段《江南Style》、《Nobody》以及巴西世界盃主題曲等，甚至拉上異國的遊客一同上台跳舞歡樂；或者是台灣顧客為主的飯店晚餐，駐唱歌手在用餐客人鼓掌後，用英語說了一句「謝謝，那麼接下來這首你們一定會喜歡」，然後就用中文唱起《甜蜜蜜》。在飯店以外，路邊的防水袋販子聽到路過遊客說著中文後，馬上從英文轉換為中文，說著「小姐，漂亮，防水！」或者是按摩店的芳療師在招攬客人時，遠遠地誤認我們是韓國人後，大喊「歐巴！」；甚至，肩上扛著兩個水桶賣著豆花的先生，問我們From China? 得到否定的答案後，就能馬上說台語──「ㄉㄠˇ ㄏㄨㄚ」──即便他念錯了。

這種四海一家的包裝讓各地遊客很舒服，但怎麼看都是十足的表演，不是「長灘島人好客」說得通的。在想像的背後，才是真正的長灘島居民生活。輕微一點，可以在轉換語言試探的時候發現。在買完一個提袋後，得到了一號表情的Thank you，忽然我們說了當地Tagalog話的「謝謝」（Salamat.），還用這個語言說「兩個提袋」，賣東西的阿姨臉上出現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表情，不在情緒展演腳本中的、發自內心的笑容，這是淺一點的，機械式的四海一家表演下真正的「人」；再往下剝一層，是坐在當地四輪載客摩托車，在非觀光區的主要道路上，居民對我們這些外國觀光客的目光，簡單描述就是「毫無表情」，毫無表情地盯著我們，這是第二層的真實生活，賺不到觀光財的居民對我們的態度；再剝深一點，在我們不小心因為一台租來的越野車方向盤卡住，而撞破一台路邊車的頭燈後，一群居民上前圍觀，在我們解釋是車的問題後，得到他們的嘲諷──還有一些「嘖嘖，要賠錢囉，你們這些有錢人」的表情和聲音，到這裡，我才發現到，長灘島上的人是怎麼看我們的。即便當下對於這種一百八十度的態度轉變感到灰心，但我清楚意識到，這才是他們真正的心聲──一群不屬於這個地方的外來客，因為掌握了一些錢，所以必須對他們強顏歡笑。

然後，最真實的底層生活就在觀光區夜晚的內灘上。因為觀光開發而被剝奪土地的原住民Ati人，因為黝黑膚色備受職場歧視無法工作，只能接受政府的就業保障──在晚間合法行乞。手裡搖著空的紙杯，甚至連菲律賓的官方語言之一英文，都講得十分破碎，向我們這些住在用他們土地換來的飯店中的觀光客，乞求一些吃飯錢。於是，這才是真正的長灘島，包裝在四海一家想像下，血淋淋的在地居民生活，連貌似他們本來就會的英語，都是一種友善表演，被壓迫的Ati說不出口的、一般的菲律賓人彼此間溝通不說的（他們用Tagalog語）。

大阪梅田夜景

美國的文化人類學者Ruth Benedict曾在二戰尾聲接受美國政府所託，至日本進行系統性的人類學研究，目的是讓美國政府更好地想出如何料理戰後日本，她的研究成果後來成了著名的《菊花與刀》（The Chrysanthemun and The Sword）。關於「菊花與刀」的隱喻是這樣的，作為日本皇室家徽的「菊花」，以及作為日本武士道文化象徵的「刀」，兩者之間存在著種種矛盾，Benedict認為這恰好可以比喻日本文化的雙重性：愛美而黷武、尚禮而好鬥、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自大又有禮。而讓我第一個直接感受的，便是語言。

從踏進日本國土的那一刻起，我就有預期英語在日本是行不通的，這本身是一件矛盾的事，被稱作通行語（lingua franca）的英語，竟然會在所謂的已開發國家、現代化國家不能通行，如果日本是全球第一線的重要大國，通行語的失敗不就表示著通行語所象徵的現代化、寰宇主義，不被日本在面對外國人時所涵納？日本人對待世界通行語的方式，恰恰好就顯現了菊花與刀的雙重性，那種矛盾，就在象徵國際尺度的觀光客（我）與代表國族尺度的日本人互動中，被強化而可見，不過這還需要對照著亞洲其他國家來看。

先把日本擱著，去年十二月到訪韓國首爾時，首爾觀光區的攤販大多能夠主動且積極地向我們這些一臉就是外國人的文化他者大方秀英語，即便那是一些簡單的會話，韓國人一向對大韓民族英語的造詣感到自卑，因此像是花錢作舌頭手術以改善發音之事，時有所聞，甚至一度在韓國境內爆發是否要將官方語言改為英語的論戰，更在1997年金融危機後，英語被認為是全球化時代獲取資訊的最佳語言，耗費的成本比使用韓語少得多。雖然後來韓國並沒有真的將官方語言改為英語，但是韓國人對英語的焦慮沒有停過，韓國是全球最大的托福消費國，相關產業的產值也相當驚人。翻開我在2013年12月8日寫的田野筆記，上面寫著，我在詢問韓國路人事情時，以Excuse me開頭，換來的是韓國人進入「轉換的空白」的反應，那是一個忽然要將電腦系統轉成英語介面的空白過渡，在點餐時，原本吃力地使用英語的韓國店員，也在最後以一種類似系統當機的樣子，突然間從破碎的英語變為霹哩啪啦的韓語，在明洞的某個小攤販，不斷重複著1000元的英語，我用英語詢問另外一個餅是什麼口味，他則持續重複念著one thousand dollars，宛如機械人一般。韓國人以一種恐怖平衡的方式使用著世界通行語，唯恐英語不好會使自身從現代化的階層中往下滑落。

相反地，在日本時，同樣以Sorry來表示自己並不懂對方使用的日語，有趣的是，日本店員清一色地會先啊一聲，然後回以微笑表達歉意，但與韓國店員不同的地方在於，鮮少日本店員會嘗試以英語繼續進行他們該講的台詞，反而大多繼續以無異的日語說著他們該說的台詞，只有在少數幾句重要的話，如要放幾包冰塊之類的，會改用英語，日本店員在面對通行語時，以一種不疾不徐地語氣展示禮，但在這個禮裡頭，卻是以繼續說日語而非企圖說出英語的方式來展現的，這似乎顯現了所謂菊花與刀的矛盾，所謂的有禮與自大，但我不認為後者是貶抑，配合日本的發展脈絡來看，比較好的解釋反而是日本人並不認為自己需要仰賴英語的使用來維繫大和民族的現代性位階，因此他們只在真的需要知道顧客的選擇時，才用英語，這時候的英語是扮演著獲取資訊的功能，然而韓國店員比較大的成分，在那個緊張與無措中，甚至最後類似系統當機地用韓語問我問題的無效溝通中，英語更像是維繫現代性的繩索。

上個週末去中研院民族所聽香港研究的研討會，只聽了第一天的會議內容，雖然過程中有些火爆，但是也算是開了眼界。特別是會議中某位人類學者抨擊文化研究學者做「認同研究」這件事，說「認同問題」根本是這些學者自己搞出來的。他說，區域研究過去是西方國家為了各種原因而出現的，現在台灣人做台灣研究、香港人做香港研究，既然研究必定要將研究客體「他者化」，那麼怎麼可能研究自己？他還重批，研究「認同」到底是在研究什麼，只是要那個名分罷了，說穿了，根本不知道在認同什麼，只是在認同那個認同。

當場聽了三把火都上來了，覺得後面對於「認同」的抨擊一點道理也沒有，原本氣得想要舉手發表意見，後來因為有其他學者反擊也就算了（有人反問他如果不能研究自己，那人都不要寫自傳了）。

回來後沒兩回就會想一想他對「認同」的批評，那位人類學者那時有故意問在場的人，認同的英文是什麼，有人答道「identity」，他說那是名詞，他再問動詞是什麼，於是又有人說「identify」，他接著說，identify後面要加with再加一個客體，所以認同必定有認同的客體，但是認同研究處理的卻是身分認同，認同那個「香港人認同」，那到底是在identify with what？

那個時候覺得他把認同想得太扁平了，在場時想到的反擊是這樣，因為他有提到太陽花學運把認同都毀了（口氣當然是很輕蔑），所以才會讓我肚子裡三把火。為什麼我會生氣？那個時候很想反問他為什麼我會有生氣的情緒出現，「喜」、「怒」、「哀」、「樂」、「蔑」是心理學比較公認的典型情緒，這五種情緒通常是因為發生的事情與原本的預期有所落差而出現。我想，你抨擊「台灣認同」我會生氣，表示我預期中，「台灣認同」不該被這樣抨擊，「認同」取其「同」字，表示我認為「我同台灣」，臺灣就是我，所以你批評台灣認同就等於是在指著我的鼻子罵，人的一生是在追尋自我的矛盾與衝突中活著，維繫自我的統一性是相當困難的心理過程，所以不會有人預期自我該被破壞，當好不容易被放進自我的形象裡的「臺灣」被罵了，又被說認同根本是被玩出來的，就等於是說我所辛苦建立的「自我」並不存在，我怎麼會不存在？我就坐在你的面前呀！

不過我必須說，當下的思考仍相當扁平，這幾天在讀Pennycook的文章，在談Metrolingualism，裡面有一個例子很有趣。

最近適逢社會動盪，不小心投搞了有點多文章，懶得一一轉載，就整理在這裡吧！

萬宗綸(2014) 〈新生的藍調 產後憂鬱是怎麼回事？〉，泛科學，2014.01.31。

萬宗綸(2014) 〈《槍炮、病菌與鋼鐵》沒告訴你的事　另一種地理的剖析〉，泛科學，2014.02.08。

萬宗綸(2014) 〈梨騷，光鮮外表下的美麗與哀愁〉，獨立評論@天下，2014.02.08。

萬宗綸(2014) 〈想想地理教育：教法自由了，但教材還戴著腳鐐〉，想想論壇，2014.02.09。　

小心，別踩到我北方的腳！

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 Why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 in Other Languages

　　從沙皮爾到他的學生沃爾夫，掀起了一股語言相對論的風潮，「不同語言結構限制了不同人們感知世界的方式」成為沃爾夫主義的精髓，譬如，某個語言敘述石頭掉落這件事，只需要用一個動詞即可，因為那個動詞本身就是石頭掉落的意思，也許可以翻成「下石頭」，然而英文或是中文卻必須說，「The stone falls.」、「石頭掉落」，沃爾夫主義的信奉者，也就是語言相對論的信徒會說，僅使用一個動詞表達的那個語言，是將「石頭掉下來」視作一個整體的概念、事件或動作，和英文的「It rains.」一樣，他們與中文或英文看見的不同，並不是看見一個物體（石頭）和一個動作（掉落）。

　　Guy Deutscher的這本《小心，別踩到我北方的腳》對於沃爾夫主義有非常深入的討論，他先批評Chomsky那一派麻省理工學院為主的生成語法學派，認為他們用很迂迴的方式在解釋句構，生成語法學派認為有一套普世的語法結構在人類的腦袋裡與生巨來，他們以參數理論解釋不同語言在文法表現上的不同，認為不同參數的開關決定了諸如「主詞可省」這樣的現象要出現與否，嬰兒只需要學習參數的開或關即可，不需學習整套語法架構。演化論者譏諷不知道人腦演化出普世文法的參數的目的何在，另外一部分的人，如Deutscher，則直接表明，只要不特別要去堅信文法規則是與生俱來，就能有更簡單、更直接的解釋方式，而不用像Chomsky他們這樣繞遠路。Deutscher接著抨擊沃爾夫主義者，認為這種語言決定論的色彩太過於濃厚，他說，難道使用「He is coming tomorrow.」會因為沒有未來式而無法掌握未來的概念嗎？又或者，英文說「It rains.」就表示講英文的人不能理解「雨水」「掉落」這件事嗎？

我隱約還記得小時候讀的寓言故事都這樣教著我們，石縫中的小草即便遠遠小於大石頭，但仍堅忍不拔地探出頭來，我們要學習小草的精神。但曾幾何時，這個社會宛若得了精神分裂，勵志故事中說一套，現實中卻成為了百般刁難小草、想把小草壓回爛泥中的反動份子。

這個社會中，無處不是壓迫。我就是在壓迫中成長的，在男性陽剛氣質的宰制下長大的，尤其是體育，那絕對是我的夢魘，每一次的上場，都讓人無法不去想到「男生要善於運動」的壓迫，人生中兩次羞恥的痛哭都是因為體育，一次是因為接力賽替補上場、太緊張忘記助跑，結果賽後被班上男生圍剿痛罵，當著數百個家長的面，在操場上哭了；一次是國中放學，鼓起勇氣跟大家一起打籃球，結果有人看我不太會打，大家開始教起我來，一個同學生氣得罵「為什麼我要浪費時間在這裡教人打球」，然後揹起書包就走了，其他人要我別管他，但我也背起書包走出校園，在回家的路上邊走邊哭。看似體育是我的夢魘，但問題其實不在體育，在於背後龐大父權結構中對男人與男人競逐的「強迫症」，父親逼我運動，因為這樣才長得高，「男生一定要夠高」，再一次圍繞著運動的陽剛氣質幽靈纏繞著我，但背後還是父權結構作祟。

看似不起眼的生命經驗，其實卻是來自於體制的壓迫，這個壓迫一直延續到現在，諸如體育課上男女的標準不一的競賽規則，比我健壯、有練足球的女性，硬生生地就是在足球場上享有比我佳的禮遇－女性不能被搶球。即便生理上男性平均而言的確可能有好過女性的體能，但在個別的運動習慣下，女性的確是有機會有好過男性的競賽技能的，看看健美小姐。說穿了，這個是性別化社會的壓迫，百分之百的、毫無疑慮的壓迫，當我站上場，知道她踢得比我好，但是我不能搶她球，她可以搶我球的時候，那也就暗示著，我以「生理男性」的身分上場，應該要有比「生理女性」好的表現，心理的壓力也就因為性別而有不同。再一次，這個社會充滿壓迫，即便是在大學的某個角落的一堂體育課。

你說，我是應該加入性別平權運動的一環，還是乖乖得窒息於壓迫結構中痛苦度過餘生？我們的社會在勵志故事中說得是前者，但現實社會中，大家要求的是後者。

不管在上位者做的事情是什麼，好或壞，他所握有的大權，對於我們這些手中無權無勢的市井小民而言，相較之下就是壓迫。那就是傳統中國社會中，父母給你相了一個不錯的好人家，跟你說成這親事，對你必定是好事，但「好」是由父母定義的，也許是父母會覺得風光、家族覺得榮耀，或許是階級地位得以鞏固，但孩子所認為的「好」，卻可能是重要於一切的有關於「愛」的情感。然而，因為父母握有長幼階層中的「權」，因此他們說的「好」是「好」，孩子說的「好」就是狗屁，父母的「權」還展現在先聲奪人的位置，因為要反駁他們的「好」，還必須謙謙有禮、恭敬地、卑微地說，即便他們有著重大的錯誤，說出來了還不夠，還要想好替代方案，想著如果讓我自由戀愛，那我要怎麼維繫家族的榮華富貴、階級地位。這個就是百分百的壓迫，有權的人可以隨便定義「好」，沒權的人卻要付出良多才能說出那個「好」其實不好，同時還得肩負舉證責任和替代方案，多累？

本文章同步刊登於關鍵評論網

　　從「太陽花」成為這場學運的符號開始，似乎就註定了長久以來台灣人避而不談的問題必須被重新面對，那就是──身分認同與意識形態的詭譎糾纏。「太陽花」意外地進入立法院後，就爆發了台聯黨誤以為太陽花是中國國花，而將其踩踏於地的窘境，但其實那只是因為毛澤東自詡為紅太陽，子弟兵們遂被聯想是承蒙太陽雨露的太陽花所致。「太陽花」也同時是極具西方意象的花朵，在西方數次成為重要歷史時刻的象徵物，跟一部分種來自於中國的百合花不同，太陽花原產於北美洲，若以此來看這場學運，竟也覺得意外地恰巧，太陽花的身世就如同台灣新世代的年輕人一般，錯綜複雜、認同糾結，卻又能總是望著東邊，等待旭日的升起。

　　太平洋上的這個番薯島，所綻放身兼東西意義交織的太陽花，就是紛雜的海外殖民者前後來到這裡所栽下的，而現在透過這場學運，通通用力地開出強勁的花朵，要正面迎向日光照清楚自己。文化研究學者荊子馨指出，日治時期台灣社會運動所使用的「中國人」修辭，是一種幻想（imaginary）共同體，是台灣在面對日本殖民情境與無力徹底改變的不滿時，訴諸「大部分台灣人是漢人」這個簡單的歷史事實，所導致的對「祖國」與漢民族無頭緒的「求助」，而非主要來自於根本上的文化關聯。那是台灣對中國的單方面投射，而非中國有意識要讓台灣回歸所做的政治企圖下的產物。

　　就如同史明所說，戰後台灣人的中國意識是唯心的幻想。對中國的認同在國民政府來台後引發的諸多事件得到完全的崩解，進而竟再次懷念起日本人的身分。「台灣認同是什麼」就在這些對不同國度的投射變化中悄然形成，但弔詭的就是，沒有人說得清楚那究竟是什麼？在歷經數十年的黨國教育期間，台灣人被教育得不需要去思考這個問題，只需要繼續簡單的歸給「大部分台灣人是漢人，而漢人是中華民族」。台灣認同從未獲得解決，永遠存在於帝國的邊緣，不能想、不該想，也不用去想。

　　就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加上國際現實，統獨議題不僅是當權者不願意去面對的問題，也是台灣人民不知道要怎麼面對的自我矛盾。要獨立？那是什麼意思，可是我們是中國人呀；要統一？那又是什麼意思，可是我們不是中國人。「中國」這個語彙的意義已經模糊不清到使用者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那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現況）是怎樣？不統不獨到底是什麼意思？沒有人答得出來，台灣人的心沒有被訓練過去碰撞這樣的疑問，只需要當個牆頭草，一下丟給日本、一下丟給中國，甚至有時丟給美國。

本文同步刊登在《想想論壇》

　　亂世出哲學，東西皆如此。經過這陣子的服貿運動，不少東西值得我們深深地重新思考，而讓我感觸最深的就是「感情」。「談政治傷感情」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俗語，但在此之前從未體悟的如此之深，讓人不禁想思索，在這服貿議題背後的「感情」問題，展現出來的感情本質究竟是什麼？

　　我無意從心理學出發談「感情」，我所要說的感情本質，並不是指人類的感情傾向這種本質論的說法，而是透過現象學的精神，去討論感情本身是什麼？但我會站在心理學的高度去探討，在服貿議題中的感情是怎麼運作？

　　若把心理學結合社會學來看，親子互動的感情是立基於社會化過程中，主要照顧者所扮演的重要他人角色，讓孩子產生的情感依附；而米德所稱的重要他人，可能還包括了一些重要的親戚長輩，應該亦會隨著重要的程度，而有不同的情感依附程度。然而，情感依附的演化心理學實驗，是來自於Harry Harlow所進行的恆河猴實驗：

「新生恆河猴出生後，被從親生母親身邊帶走，並提供了兩個代理母親，一個是由鐵線做成，另一個則為木頭套上毛衣，兩個人偶皆予以加溫，並在胸前裝上奶瓶提供食物。結果，發現新生恆河猴會趴附柔軟衣物人偶，無論提供食物與否。在衣物人偶附近時，也較為積極探索周遭，似乎此人偶為牠們提供了一種安全感。」（改寫自維基百科）

　　這篇文章是用以回應中國時報刊登范國生前輩〈有話要說－讓「台灣話」消失〉一文，特別寫作此文是鑒於范前輩在文中引用語言學研究，卻寫出一篇任何語言學家看了都會噴飯的世紀笑文。我想用范文來作為一個說明語言學基礎概念的教材，讓大家理解一些現實生活中應該要有的語言學概念，其中會參雜一些我在心理學、社會學和地理學的學習心得，相互呼應。而在此之前，一個基本的媒體識讀──中國時報目前由統派首富蔡衍明所有，所以中國時報的親中立場我們要先很清楚地放在心中。

「台灣用的語言不止一打，官方定的通用語言是北平話，其他語言可說是方言。因使用人數最多的方言是閩南話，閩南族群人多勢眾，把台灣話一詞據為己有。嚴格說來，台灣話是不存在的。為了方便，本文使用的台灣話一詞泛指台灣地區用的所有方言，包括閩南話在內。」（范文第一段）

首先，從第一句話中的「其他語言可說是方言」就已經暴露中范文的論述立基，那就是這篇文章是為了政治意識形態服務而寫的。為何這麼說？語言學家談論「方言」（dialect）一詞是極為小心的：若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假定存在某種亞洲大陸的「語言原型」（最早出現的一種語言），然後由這個語言原型逐漸因為遷徙或各種原因，發展出不同的語言，那麼這些語言可以稱作是「語言原型」的「方言」，顯然地范文此處並不是援引這個定義；再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說，「方言」的定義是兩種語言雖在語音、詞彙或一些句法稍有不同，但在溝通上仍可彼此互通，那麼稱兩種語言彼此為「方言關係」，范文似乎也不是使用此定義。那麼，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范文所稱的「方言」只是指涉「非官方語」的其他境內語言，並且帶有貶低的意義，換言之，也就是語言學家謔稱的，根本沒有什麼方言存在，「鬥輸官方語的語言就是方言」。從這個論述出發來看范文，大抵上就已經沒有什麼好期待的。

「在大多數情況裡，一種語言的消失是自然而緩慢的。語言學家估計，人類使用的語言原有大約8000多種，現在使用中的大約6000，目前瀕臨消失的約500種。到了21世紀末，至少超過3000種語言將會消失。沒有文字書寫的語言和使用人數較少的語言最容易消失。」（范文第二段）

范文第二段進入援引語言學家研究的論述，這裡其實很弔詭，范國生做為一個受外文系所訓練的人士，卻顯得其語言學知識的匱乏，既然范文首段並沒有打算援引語言學對方言的定義，而選擇了一個政治詞彙的定義，那麼在這一段再引用語言學文獻，便有一種打混水仗的嫌疑，彷彿其在首段的論述也有語言學背書。范文第二段提到語言學家對世界語言的統計數字，但卻沒有說明大部分語言學書籍在敘述語言數目的同時，其實要強調的是世界上 41.4% 的人口說不到 0.15% 的語言，而在這樣的對比下要凸顯的就是語言是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權力結構而跟著被「賦權」（empower）的實體，什麼國家強大，那個語言就跟著生龍活虎起來，語言學家發明了諸如「語言謀殺」（language murder）、「文化神經毒氣」、「語言戰爭」、「語言污染」、「語言入侵」這麼多種詞彙，就是要描述語言間彼此權力不對等而此消彼長的弱肉強食關係，所以一個語言的消失絕對不是如同范文所述「自然而緩慢的」，全世界15.22%的人口以漢語為母語並不是說明漢語在什麼好像是上帝給予的自然演變中，就自己獲得了這麼廣大的信徒，15.22%的人口說漢語純粹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有意識的以語言政策進行大規模的語言謀殺、語言洗淨，這不是自然過程，這是政治過程。范文在第二段末提到「沒有文字書寫的語言和使用人數較少的語言最容易消失。」以此做為結尾句無非又是要把語言興衰歸給「語言的本質」，但難不成純口說的語言會在沒有外來語強勢入侵的情形下自我了斷嗎？

真的走一趟韓國，你會對台灣仇韓的情節感到荒謬。韓國的國族意識能讓星巴克甘願掛上韓文招牌，台灣的呢？ 

　　你仇韓嗎？這個問題儼然已經跨越了教育、階級、性別、種族的界線，臺灣人在近幾年來可說是同仇敵愾地一同仇韓。點進維基百科「anti-Korean sentiment」（反韓情結），可以發現大條目就是中國、台灣和日本，維基對於中國和日本的敘述都訴諸於歷史記憶，前者因為中國認為韓國本該屬於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c）下東亞區域秩序的一環，歷史上兩國間也有宗主－藩屬關係，直到後來韓國被日本統治，獨立後又聯美抗共，導致中國人產生反韓情結；而後者，日本與韓國在歷史上一直關係不大好，又因為韓國人反日甚強，在2002年的FIFA兩邊用盡各種種族主義的言論互相攻擊，在日韓僑（Zainichi Koreans）更公開被日本人視為對日本的滋擾。

　　那麼台灣呢？維基百科也許對這件事很困惑，台灣的仇韓情緒非來自歷史記憶，其來可說是「無自」：

“Within Taiwan, some existing animosity towards Koreans amongst Taiwanese may be present as a result of the rivalry between the two states in relation to baseball.”（在台灣，很多現存對韓國的敵意可能來自於兩國在棒球間的競爭。）

這件事簡直是太神奇了，用英文去搜尋臺人反韓，可以發現許多論壇在討論這件事，原因就是外國人看不懂臺人為何反韓：

　　下午去了家裡附近的圖書館，借了一本計畫書要用到的自傳。想著離閉館還有半個鐘頭，所以繞了一下櫃上的書，許久沒來這個小圖書室了。偶然瞅見了架上一本《同性戀美學》，書齡看上去有些老舊了，拿起來翻了一下，大抵是在敘述文學藝術作品中同性之愛的美。大概是文學分析不是我愛看的領域，看沒兩下就給放回去了。離開圖書館後，走著走著愈想愈覺得奇怪，那個時代照理說對同性戀是更不能接受的，怎麼就欣賞起同性戀美學了呢？

        晚上依然看著我這幾天迷上的韓劇《來自星星的你》，內容講的是女明星與外星男子的相愛，而且這段愛橫亙了四百年。好像悟出了什麼，這部電視劇在韓國首爾的收視率高達30%，台灣的明星也瘋這齣劇，可見這種愛情比起一般富公子／公主愛上窮少年／少女的劇情，觀眾愛得多了。我就回想起小時候風靡的電腦遊戲《仙劍奇俠傳》，還被對岸拍成了電視劇，講述了也都是人鬼之戀、人妖之戀，要不就是前世今生的戀情，橫跨千年的那種。可是最奇怪的是，當這些戀情真的發生在現實生活中，就會被人們斥為「變態」、「異類」，為什麼大家這麼愛看，真的出現時卻又棄如敝屣？假設你家隔壁老王與一隻狗相愛，你覺得怎麼樣？

這種跨越一般愛情的戀愛描述，似乎在東方特別多，中國的《聊齋誌異》裡頭多的是人鬼之戀，《紅樓夢》也是前世寫好的愛情，更不用說《白蛇傳》，簡單的說就是人獸戀。文學史學家大多推斷，這些產生於民間的「異常」戀愛文學來自於當時的年代不能將情欲描寫的太過頭，所以只得把主角設定成為並非常人，如此一來，大家就能接受其中的露骨或風花雪月，是因為裡頭的主角不是一般人，最知名的例子就是《紅樓夢》中的風流公子賈寶玉，裡頭不僅與多位女子相戀，也有同性之愛，作者在第一回透過對於賈寶玉前世還是石頭時的虛幻情境進行詳細敘述，為了就是合理化後頭的誇張情欲。再譬如《白蛇傳》，論者稱這種「禁制主題具有文學的宣洩功能，人們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在白蛇故事人物的違禁過程中亦得到緩解、滿足」（馮佩兒，2008）。也就是說，這種不尋常的戀愛關係，反而因為可以憑藉其「藝術性」得以發揮，因為在藝術中一切都是無罪的，而人們透過這種形式的作品便得以宣洩中國禮教下對情欲的壓抑。好的，那為什麼現代世界，大家還是愛看？當然禮教的影子還是籠罩在日常生活中，另外一個原因，大概是因為藝術品成為消費一部分的時代，不尋常的戀情因為其獨特性，所謂物以稀為貴，每天上演那麼多電視劇，出產那麼多小說，能讓人眼睛一亮的當然是那些平常看不見的戀情。

　　那麼，究竟為什麼這些戀情落實到現實社會中時，大家就無法繼續喜愛了呢？最明顯的例子便是社會對同性戀的恐懼，隨著過去在作品中是一種美學，到了現在出現在生活中會被覺得噁心；或者大家對「人獸戀」的恐懼，「同性都能結婚，那人跟狗也可以結婚了」的論調再次印證了不尋常愛情被劃歸在一起的觀眾邏輯。若繼續用這種東方藝術作品的脈絡來看這件事，大概可以分析出幾種原因。倘若過去在藝術作品中的不尋常戀愛，是人們得以窺視平時不可說的露骨情欲的之媒介，今日出現在現實生活中，就表示這種關係事實上已經無法繼續被用來當作合理化展演情慾的藉口；再者，當不尋常戀情走出藝術作品中，來到人世間，同時表示過去被與其連結在一起的那種美學關係，不復存在，原本對不尋常戀情的想像，變得必須參雜更多現實環境的元素，譬如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繁衍後代等，而不能再像藝術作品中那樣只看見愛情，這十足地威脅到了以不尋常戀情的藝術美學為精神食糧的觀眾。這就類似於「遊客的否定」(tourist denial)，遊客事先透過影像的再現而對某地有既定的好感印象，而真的踏訪時卻因眼前景物太過雜亂無章而感到失望和不可置信，造成到了實地後反而覺得沒那麼美的否定。

　　當然以上的分析是建立在對藝術作品的評價與現實看見的落差上，當然也有論者認為許多女性喜歡看所謂的BL（男男愛）漫畫或小說，是因為在裡面終於可以擺脫女性在所有男女戀愛的作品中，被擁有、非情欲主體的位置，而能單純地欣賞愛情。而這些所謂的腐女卻仍在現實生活中成為支持同志愛情的一群，這就不符合前面的命題了。

　　還記得我在某堂社會學甲的中間下課，到講臺前告訴范雲我的疑惑，「我們要如何看待父系社會和父權社會間的關係？」這個大哉問著實困擾了我很久，范雲一開始沒有聽懂我的問題，或許我自己也沒有想得很清楚，兩個人對看了幾秒，我整理了思緒，解釋道「今天我們講我們身處在一個父權社會，我們要瓦解父權，但是當碰上了台灣某個原住民族時，我們得說那是一個父系社會，我們無法控訴他是一個父權社會，然後要瓦解他。」范雲先說這是個很好的問題，然後用她很喜歡的一位黑人女性主義者的話來回答這個問題，「當白人女性主義者向我呼喊著『姐妹們，我們要聯合起來對抗父權』，我傾向先說我是個黑人，然後才是個女性主義者」這句話詳細的內容記得不是很清楚了，但大意上是如此。范雲說，要對族群議題有敏感度，而不是斷然地像空降一樣去批評他群的文化。我那時老覺得這回答是隔靴搔癢，沒能真正地直抵我的心頭之癢。

　　「這樣說起來，似乎只有內群體的人能夠去批評傳統？」我為范雲的回答做了個簡單的扼要，范雲強調要長期的認識那個群體，讓那個群體的人自發性地發現問題在哪裡。這個困擾我的疑惑其實還是伏在我心中，然而，事實上，後殖民理論家的論述就是直朝著這個問題而來，譬如剛剛提到的黑人女性主義者，如Bell Hooks便批評女性主義者宣稱的女性不利之處，通常都是西方社會中女性的處境，或者最常見的說法，西方科學知識向東的傳輸，就是一種殖民狀態，所以後殖民理論家不斷地在拆解這些隱含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殖民遺留。看看現在的新手媽媽們都抱著西方發展心理學的育幼指南，強調愛的教育，不敢打不敢罵，全然以孩子為中心的教育模式，然而這樣的心理學知識，是有一個西方文化脈絡的預設的，這就是後殖民理論可以拆解的，臺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便是一直在將這些西方心理學進行本土化的工作上耕耘。

然而，最常面對的棘手問題是，這些西方來的東西確實給我們帶來了好處。這學期的政治生態學，我們這組的期末報告題目是〈亡國的邊境：檳榔敘事的政治生態學分析〉，我在做從國民黨撤台時期一直到近代的新聞敘事分析時，便可以明顯感受到那個衝擊。原先將檳榔文化視為奇珍的媒體，在英國發現東南亞的口腔癌比率高和檳榔嚼食有關後，整個媒體敘事的方向發生劇烈的轉彎，自此公共衛生、醫學、環境科學的相關西方知識都進入台灣島，檳榔就此背附沉重的污名。臺大牙醫系榮譽教授韓良俊便是開創「檳榔亡國論」的醫學代表，原住民開始要被「教化」不要吃檳榔，原本在某些部落象徵求愛浪漫的檳榔，轉時間變成亡國的象徵，而這樣的敘事也忽略了本省勞工階級在戶外工作時，依賴檳榔來避暑或暖身的社會功能。檳榔與土石流間的關係在地球科學界尚有爭議，但是其與口腔癌間的關聯是根深蒂固了，我們能否定「檳榔的確對身體造成危害的事實嗎？」

類似這樣的衝突在最近的新聞也很多，譬如西方記錄片《血色海灣》對日本捕食海豚的控訴，任誰看了都會覺得日本就是個野蠻的國家，還有許多世界保育團體對華人吃魚翅殘害鯊魚的指控，都碰上了文化與科學間的衝突。「壞傳統不需要維持」是最多網友對日本政府指出捕食海豚是傳統文化時的指責，西方的生態學知識的確告訴我們，大規模殘殺海豚或鯊魚會導致海洋生態系的崩解，或者動物行為學也說，海豚的智商與人類差不多，可是在日本人眼裡，海豚就是「一種魚」而已。這個問題很複雜，照理說地理系是最應該出來解決這種人地關係的爭議的學系，但顯然地理學內部的分歧也讓地理學者無法回答。如此多的西方科學與文化間的碰撞，不只如此，你也可以把多元成家議題看成其中之一，同志女性主義或說性別理論很顯然也不是東方自己的產物，是西方社會科學界傳過來的，也因此，在反對方搬出聖經來否決時，我們可以很輕而易舉地抨擊，反正聖經與同志間的戰爭，姑且可以看成西方打西方，沒有什麼後殖民的問題。但是當傳統倫理觀被拿出來談，就變得十分棘手，我們要如何去細緻地處理非出自於宗教因素而站出來反對多元情欲的傳統倫理擁護者？「這裡是台灣不是西方」的反同婚論述其實就是一種後殖民式的拆解。

　　這些問題在我前幾天讀到了一本書後，給了我一個震驚的衝擊。我在中國學者汪民安主編的書籍《身體的文化政治學》讀到楊念群所寫的〈從科學話語到國家控制──對女子纏足由美變醜歷史進程的多元分析〉一文，裡頭拿出史料佐證論述的分析十分精彩。這篇文章主要是要來回應作者幾年前一個斗膽的問題「纏足的女性果真不快樂嗎？」作者的疑問主要來自於清末關於纏足解放運動的論述權皆在男性手上，那時主張纏足解放的原因從當時的報紙或文章可以發現，並非因為女權，而是因為西方解剖學發表了纏足骨骼扭曲的研究，中國文人將此問題拉拔到國力不振的層次，認為纏足是國家腐敗的元兇，羸弱之女如何生出強健的後代，生出強健的中國？楊念群想要透過史料爬梳的是，有沒有女性的聲音呢？於是他找到了一個家庭的描述，女主角桂蘭嫁給了一個習西醫的丈夫，當丈夫嚴肅地希望桂蘭拿掉纏足布時，桂蘭還以為是自己裹得不夠美，要再纏緊一些，直到丈夫說這對她的身體不好，骨骼如何扭曲時，桂蘭詫異而不解，「你看得見我的骨頭？」這是西方經驗科學脈絡與中國為學脈絡的重大差異導致的不解，最後桂蘭為了取悅丈夫而拿掉了裹腳布，桂蘭心中無法諒解的是，當半夜因為沒有裹腳布而腳部疼痛難耐時，丈夫的話語「桂蘭，為了妳更好的身體，我會陪著妳撐下去」一個西方醫學要帶給墮落東方的視角，讓習西醫的丈夫成為啟蒙者的角色，而桂蘭頓時間只是個亟需被拯救的墮落身體。桂蘭無法理解，小時候因為自己知道小腳是美的，會給自己帶來驕傲，而忍著撐過去的疼痛，為何在一夕之間，變成了極端的醜陋呢。楊念群特別指出，他並非要忽略纏足實際上對腳部骨骼的扭曲與生理疼痛，也並非要以桂蘭的生命經驗來概括化到當時整體的中國女性，他想提醒的是，我們看待這類問題時，更多元的思考，也就是如何面對新舊交接的那個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