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經濟地理課程 第2週
課程消化
傳統上，「經濟」常被視為「有機的」（organic）或是「機械的」（mechanical）的實體，似乎真的存在一個東西叫做「經濟」，會隨著時間變強或變弱，可以成長、也可以縮小，有時健康、有時有些病態。這樣看待「經濟」的論述相當常見，「經濟」的語意（sense）清晰地是某種分離的、明確的和可辨識的整體。以下是非常容易在新聞媒體中出現的描述：
行政院長江宜樺今(9)日在院會裁示，有鑑於主計總處數據顯示首季經濟概估成長率未達預期，他盼以其經驗成立的重大公共建設督導小組加強刺激景氣；同時各部會動起來，全力拚經濟！（鉅亨網/尹慧中報導2013-05-09）
在這裡，「經濟」像是一個病態的個體，整個內閣現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傾盡全力地來餵養這個實體，將他「拚」起來，像是賽豬公那樣。
我們使用「經濟」這個詞就如上一般到了稀鬆平常的情況，一個國家的成功與否也常用此來作為指標，國家像是待診斷的病人，「經濟」指涉的是病人的健康與否，近年的例子讓我想到日本智庫的警告中提到，日本由於高齡化嚴重，「經濟」將隨著青壯年人口減少而衰退，使得「日本從已開發國家倒退嚕回開發中國家」，鮮少有人對於「經濟」感到懷疑，似乎又反映了他是一個實體且牢固地幾乎不可以被質疑，而各式各樣用來定義和量測他的方式強化了他的實體感，然而「經濟」（the economy）這個名詞的背後卻暗示了某些假設：
一、經濟活動或過程有其清楚的定義：今天一個學生搭乘計程車去上學是一個經濟過程，因為有人（司機）從中獲利，金錢獲得移轉，但是若他改騎乘腳踏車就不算經濟過程；同樣地，未支薪的家務勞動（煮飯洗衣）也不能算是經濟活動。
二、經濟活動與生活的其他面向是不相關的：如上所提到的，經濟是一個獨立的牢固個體；文化活動、社會網絡、政治過程、環境作用都各有其獨立的運作邏輯，他們與經濟相關聯，但只是額外「插入」（plug-in）經濟的東西，而非經濟內在的運作機制。
三、經濟室外於個人控制的某種集合機制：每個人之於經濟就如同細胞之於人體，單一細胞無法各自影響身體，相同地，個體的經濟行為也無法影響經濟，雖然每個人都是經濟的一部份，但是經濟這個實體遠大於所有人的集合。然而，地理學家所批評的，事實上經濟過程是人們作為經濟行動者的集體決策產物，政治領導者如同經濟管理者，經濟並不是什麼神秘而不可控制的東西。
四、在理性經紀人與供需法則等假設下，經濟的運作有其秩序並符合理性：人類是理性個體，企圖尋求最大利益與最小成本，因此市場機制作為聚集個體的場域，自然有其法則存在，集體決策的行為會依循某種樣態（pattern）運作，而這樣的經濟行為並不會因為不同的地理脈絡（geographical context）有所不同，因此經濟的基本法則是不具有空間變異（spatial variation）的。
五、經濟成長這件事情是好事，是必須的：成長一定是好的，就跟嬰兒長大為成人一樣。然而，弔詭的是，有人駕駛車輛，在經濟上的確是成長的，但是對於環境、健康或是社會卻具有負面影響。
以下是苦勞網於2013-05-08刊登的文章節錄：
在基層護理人員的經驗中，醫院常藉口人力不足，而關病床，或跨科借用人力支援。實際上，醫院一手限縮相對低利潤的健保病房，或擠壓內外雜科病人同房，造成護理人員難以應付的照護風險；另一手卻超收賺錢科別的病房，甚至在人力不足之際，大開觀光醫療、VIP服務、自費門診。如今，衛生署下半年甚至修法推動醫院公司化，配合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更將把醫療財團化商品化推向極致，簡直無視醫療資源分配不均，更壓垮基層護理人員與健保病人的生存！（文/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
從上文可知，在醫院（公司）的尺度或是國家的尺度，經濟都是成長的情形，然而換取的卻是基層護理人員的過勞，甚至喪失生命，可見追求經濟指標的數字背後，絕對不是單純的好處，這也是為何政府全力拚「經濟」，但是拼來的指標卻換不得人民的有感。
那麼「經濟」這個詞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被這樣使用的呢？「economy」最早指的是家務的管理（management of a household），直至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一書中揭示了生產方式與生產活動型態的改變，尤重於「分工論」，強調勞動分工會引起生產的大量增長，並抨擊阻礙工業發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斷的政治限制，亞當斯密因此被稱為政治經濟學的先驅，他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分析國家尺度的資源管理、生產和消費，還特別提及國防與經濟間的關係。十九世紀末，科學革命與殖民主義盛行，現代經濟的觀念肇始，關注的焦點逐漸從國家尺度轉移到個人的經濟抉擇，經濟學家開始借用自然科學的邏輯來描述經濟（效用的概念），並開始預測經濟的行為如何受不同的刺激所影響，經濟概念成為一個與政府、文化和社會分離的獨立運作系統，數理經濟學家Irving Fisher 用定量分析來研究經濟效用，使經濟學成為一門更精密的學問，提高了現代對於貨幣量和總體物價水平之間關係的認識。1930年代計量經濟學開始盛行後，成長和改變被視為一整體，同時受到內在及外部力量的影響，而能成為經濟學者分析的主體，正逢美國經濟大蕭條，凱因斯（J. M. Keynes） 發現「國家」在其中的角色，認為國家透過利率、價格水平、消費者需求等即可管理經濟，他正式開創了總體經濟學，著重在政府如何運用財政及貨幣政策來消泯短期景氣循環的波動對人民的就業及所得所造成的負面影響。1940年代，當代經濟（the economy）的觀念形成，經濟被視為人類生活的其餘部分所分離出的外在領域，經濟不再被視為一種活動或態度，而被視為主題（thing），如同有機體或機器般，依據其內在邏輯（即經濟理性）運作，透過國家尺度的運作（如對GDP的控管），持續且穩定的經濟成長不但可能達成，亦成為國家的責任，自此，「經濟」成為一個政治的語彙。由以上觀之，「經濟」需要被賦予不同的看法，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生活的某些層面被排除在這個詞彙之外，而經濟或經濟過程反映了某些社會群體的利益。
計量經濟學興起之後，被視為經濟活動的項目常常成為冰山一角，無法計算或是無法取得資料的生產活動容易使得經濟學家低估人類的經濟活動，像是志工、家教、非法交易等。因此，經濟過程需放在更廣的、與之相關的脈絡中，才能真正的理解經濟的內涵。
「經濟過程的再現」視「經濟」為一種論述（discourse），論述反映、再造了權力結構（Discourses reflect, and recreate, configurations of power.），因此透過論述，其所描述的對象被有力地建構並自然化，而為人們所接受，以下舉兩個例子：
一、發展論述（development discourse）：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福利問題被轉化為發展議題，之後再進一步被國際經濟組織制度化，發展由此成為了一組論述。最顯而易見的，發展論述假定了所有的經濟體都可以到達已開發（developed）的狀態。發展論述藉由將發展不良變成國家尺度的問題，而模糊了全球經濟是相互依賴、互有影響的事實，正統的發展論述很少討論到已開發的世界可能在事實上是依賴著開發中或未開發世界來維繫其舒適的生活標準（comfortable standard of living），如不對等貿易。發展的匱乏被呈現為國家經濟拙劣管理下的產品，隱涉了如果使用正確的政策，自然而然就會發展，而這些「正確的」政策總是伴隨著已開發國家的跨國公司更大程度地進入開發中世界的資源、勞力和市場。
發展論述也假定了西方資本主義下的現代性（modernity）是所有其他社會最終應該到達的終點。也就是說，如此歐洲中心論的模型表揚了社會變遷的唯一可能結果。任何偏離此常模的，例如貧困權的想法，都會被視為發展的絆腳石，因此，發展論述在概念與實質上皆深深影響國家政策與人類生活。發展論述亦浮現於區域的地緣政治之中，例如冷戰時期東西對峙，透過忽略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政治缺失問題，來彰顯西方民主世界的發展，以塑造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為眾望所歸的理想目標。
1960年 Rostow的《經濟發展階段》為發展論述的代表著作，「發展」論述演變至此成為一種同時反映並加強現存全球權力關係的經濟論述典範，發展論述不只是一個再現的方式或是概念化的事情。他實質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形塑了開發中及未開發世界如何被對待。
二、全球化論述（globalization discourse）：
全球化的一般定義為「經濟運作過程中尺度的重組」，全球化可以說是一種創造跨國性社會條件與跨國性社會空間的過程（Smith，1979），是一種對於時空地理與社會結構的改變過程。在政治研究、媒體分析等學術研究中，全球化被視為一個必然、自然化的經濟過程；全球化也總是被呈現為特定現象的原因和結果，例如中國對全球投資的開放是因為對全球化經濟的需求，但是這樣的結果也加深了全球化。全球化被當作是無法抵抗（irresistible）的外在力量，這股力量不受人類控制而運作，但事實上全球化卻是社會建構的，全球化不必然只受經濟影響，其亦是政治運作的結果，他並非不可控制的，其亦可被許多機構調節、管控。
課程反思
論述，是指在特定的社會情況和歷史條件下所生產出的一套相關的陳述，它們可以界定知識的專業領域，從傅柯（Foucault）的觀點，理念（ideas）的形成與運作絕不會和權力的制度與關係脫離開係，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試圖釐清論述中隱含的社會脈絡及權力結構，Parker（1992）曾經說過「透過論述，並進而結構了我們對世界的了解」，論述分析不以科學的假面自欺欺人，而是注重反思和批判的力度。
語言的存在決定了人類的存在，人類的主體因語言的主體而存有，這是語言哲學家一直堅持的概念，從語言決定論的觀點來說，語言的種種，舉凡語彙、文化、片語和文化脈絡都大幅度地決定了語言使用者觀看世界的方式，舉一個支持語言決定論的知名例子來說：
歐洲語言的辭彙都具有陰陽性，雖然陰陽性與物體本身的性別沒有關係，但是透過語言中陰陽性的使用，語言使用者竟然會對於物體賦予社會性別。例如橋在法文中屬陰性，在德文中屬陽性，在做形容詞的聯想實驗時，法國人描述橋的形容詞大多為美麗的、氣質的此類具陰性氣質的形容詞，而德國人則多使用雄偉的、堅忍地等陽性氣質的形容詞。
這個心理學上的實驗支持了語言影響人類思考歷程的假說，傅柯在《The order of things》一書中亦提出「語言影響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並進而影響我們的行為，因此要分析論述，可從分析語言如何形塑不同主體，及現象如何被制度化著手」，透過論述的複製，千百種社會權力關係就這樣不停地存留在社會中。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nce）所說的就是這種概念，我們的社會性別是每日每夜不斷地以社會中各式各樣的論述作為藍本在進行操演的，透過操演論述的內容，這種性別角色便不斷地依附主流價值而活，而這種在語言、行為上都受社會脈絡所制約的生活文法，地理學者大衛西蒙（David Seamon）稱其為「身體芭蕾」，宛如有韻律般地在操演一套套的舞蹈公式。論述分析，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解構充斥在人類社會中的各套舞蹈，讓芭蕾舞者跳出自己的自由之舞。
參考資料
徐進鈺 (2013)。經濟地理課程簡報。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游美惠 (2000)。內容分析, 文本分析與論述分析在社會研究的運用。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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