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頻繁地走出書本世界，實實在在地去接觸正在實踐中的人們，這種感覺很踏實，身處在一個如此重視親眼見聞的科系，我時常在思考所謂地理實察的意義，現在深深覺得，開拓眼界就是最核心的價值了，無論是換一種觀點，或是多一點眼前風景。也漸漸覺得，地理實察作為一種教學，要學生像一個地理學家從假設、蒐集資料，到形成理論、回答問題，是太過了。
上個星期，跟著周素卿老師出「社會創新與地方發展」的實察，看到南投縣竹山鎮的何培鈞先生從一個醫管系畢業的大學生出發，利用文創帶起整個衰落的市鎮，聽著聽著竟然哭了。竹山鎮跟卓蘭鎮很相似，都是在行政區劃下，為了圓滿政治利益而犧牲的祭品，一眼瞧上去十分熟悉，也讓我更積極、認真地聽何先生的分享，「全台灣的大學都是你的大學，全大學的科系都是你的科系」秉持著這樣的精神，完全落實大學教育的宗旨，為自己蒐集自己需要的能力，描繪自己的圖騰。講到這裡，突然想起萊布尼茲的單子論：
構成宇宙根源性的本體稱作單子，上帝沒有理由創造兩個一模一樣的單子。
今年的母親節不大平靜，大雨連續降在台灣島上，南方的菲律賓跟我們有了些不愉快，有位母親因此喪失了丈夫。大雨仍不停地下著，說是誤讀成「霉雨」也不是太意外，冬日憂鬱症與褪黑激素間的關係的確加強了人類憂鬱的本能，特別是對於舉國歡慶的節慶裡，還得面對親人逝世的喪家。
許久沒有回到卓蘭鎮了，雖然自己是個百分百的土城人，但總覺得卓蘭有種說不清的根盤結在我身上，在這裡，我看得見自己文化的根。
有的時候站在這裡，佇足，然後回頭張望，就彷彿能見到昨日的自己。
是什麼時候打電話預定了人生呢？好像還能看見寫在「我的志願」一旁的「律師」兩個字，應該是八歲的萬宗綸，盯著稿紙，用著那小手握著鉛筆，是被幼稚園老師修正的右撇子，「律師」和「正義」相關的字句就這樣爬了格子。
這幾日鬧得沸沸揚揚的動物協會槓上原民會主委的新聞，讓我有感而發。
在人類的世界中，各種社會運動在地球上發生，舉凡有關勞工的、女性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同志的、兒童的、身心障礙者的、國營工會的、原住民的、反戰的等等，每種社會運動都能蓬勃發展，帶動社會對於該議題的討論，但其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共通點，這些社會運動中，基於絕對有人類擁有那種身分（女性、勞工、同志等等的），社會運動的正當性可謂十分足夠，也因為擁有這些弱勢身分的人們站出來為自己說話，或是希望別人為自己說話，對於這些社會運動的訴求，幾乎沒有人會去質疑為何這些參與者可以說這些話。
不同於上述的社會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和動物保護運動是比較弔詭的，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參與此類社會運動的人類，擁有「環境」的身分，或是「非人動物」的身分，但由於環境運動的訴求來自於「環境權」，環境權談的是所有人類享有平等使用環境的權利，也就是說，環境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人先存在才發生的。「動物權」就不一樣了，它所指的絕對不是人類享有平等使用動物的權利，由於「動物權」一詞在哲學中相當站不住腳，所謂「天賦人權」，「權利」一詞是相應於人類而生的，因此，常有人說，動物權這個稱呼根本不存在。有了前述的基礎，參與動物保護運動的人士，完全不具有任何的正當性提出這些訴求，這是動物運動最特別之處，也是最大的困境。
「賤人就是矯情」這一句話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火紅的流行語，據查，「賤人」在中國古時除了是階級的指稱外，還指涉「不知好歹的人、不自重的人」且多指輕浮、矯揉造作的女子，而在《髒話文化史》（Language Most Fouls）一書中，作者Ruth Wajnryb指出「賤人」（bitch）一詞，是髒話中用來辱罵女性，卻唯一沒有指涉女性身體意象的詞語，這是一個看似沒有貶抑女性，卻是男性作為權力中心，企圖將女性的行為掌控於手心的語言表徵，「賤人」最常用來指稱那些作為不符社會期望的女子（所謂不三不四、不符三從四德），也常被用來做為女性間咒罵的用語。
是先有大二劇的構想才有之夜的籌備的，我在一本名為《地圖集The Atlas》的書上，找到了地理學可以如何透過表演藝術影響世界的途徑，香港文學家董啟章的幾行文字，開啟了整個地理之夜的籌備，我心想著，一定要讓這個想法從之夜開始播種，如果沒有人要承擔總召的位子，就我來吧，「想像地理：RECONSTRUCTION」在此打開了扉頁，和地理系的眾多表演者打造別緻的夜晚。
春節期間與親戚聊天時提到，民國八零年代時他遇過大學生集會要加入聯合國，巷道都是抗議的學生或是維安的警察，他要回到公司宿舍是百般困難，終於找到了一條巷弄，卻遇到三兩位台灣大學的學生要求盤查他的身上是否有錄影器材，他說這些抗議的學生甚至破壞物品，根本是暴民。這讓我腦袋中浮現了從《聯合報》批評「陳為廷嗆教長不禮貌」的事件開始，一直到「關廠工人臥軌」的激烈抗爭。
「公民不服從」指的是對於不合理制度進行非暴力舉止的抗爭行為，作為公民不服從的行動，可以選擇故意觸犯某項法律，例如採取和平的阻塞或非法佔據某些設施。而在現在這個資訊由媒體所壟斷的民主時代，公民不服從的行為常常是希望社會大眾注意到議題，進而使政府正視問題的手段。假使當初倡議加入聯合國學生的「暴力行為」（破壞物品）為真，也許不大符合公民不服從的精神，但近年來的抗爭的確在「公民不服從」的範疇之內，非暴力、公開、為了增進公益。而可悲亦可泣的，由於人民的感官遭到大眾媒體掌控，擔任「守門人」的媒體以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篩選資訊，不夠暴力的、不夠對立的、不夠腥羶的，一律不報導，因為無法刺激收視率而獲得廣告主的資金。有人說「公民不服從」有很多方式，可以柔性的上街遊行、通過法定程序上訴，但現今台灣的社會中，媒體惡質的生態與愈發激烈的公民不服從行為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成功地登上媒體版面後，獲得的卻不會是相對應的支持或關注，由於大眾的胃口已被培養得對於不夠簡單的、不夠娛樂的新聞沒有興趣，媒體選擇的資訊是大眾易於瞭解與評論的，於是乎「禮貌」和「乘客要回家」被搬到了新聞標題。也許很多「頭腦清晰」的人們會認為，媒體所選擇報導的資訊（那些被認為不佳的抗爭方式），與抗爭的訴求本身是應該被分離檢視的，紛紛要求閱聽人要重視訴求，不要被模糊焦點，但是在我與許多親戚朋友的聊天過程中發現，在集體潛意識的層面，有一個「社會病」，姑且叫他「毒樹果症候群」好了。
(圖片來源／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14144)
「翻譯本書是個拂塵去蔽、明見自身的過程。」這是譯者黃珮玲在譯者介紹寫的一段話，我想對於這本書而言，這也是最能拿來貼切形容讀後感的一句話了。我甚少完整地看完一整本書，但這次，不到一天的時間，我無法停止地讀完了它，「別睡，這裡有蛇！」
作者，也是故事的主角，叫做Daniel Everett，是一個受基督教洗禮的傳教士，同時是個語言學家。Daniel Everett透過傳教單位美國暑期語言學院的管道，因緣際會地來到了這一個巴西境內的亞馬遜部落－－皮拉哈（Pirahas）。這一個傳教單位所派出傳教士的任務不大一樣，他們認為聖經能夠自身地傳遞信仰給讀者，所以傳教士在皮拉哈不傳教，Daniel Everett所要做的工作是學習皮拉哈語，然後將聖經翻譯成皮拉哈語。本書大抵分成作者在皮拉哈的生活，以及皮拉哈語的特性兩個部分。
